1992年5月，我出于对老师的怀念，访问了吴晗先生的故乡浙江义乌和朱自清先生的故乡苏北扬州。朱、吴两先生都是我50年前在昆明西南联大的老师。我听过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和《左传》，也听过吴先生讲中国通史和《明史》。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同吴先生接触尤多。他和闻一多先生介绍我加入当时还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中国民主同盟。解放后，我在湖南民盟的组织关系又是他从北京给我转来的。我这次访问便从他的故乡开始。

       吴先生的故居坐落在离义乌市约40华里的吴店苦竹圹。平日铁门深锁。大门石匾是乌兰夫的题字。里面墙上一大块石壁是彭真写的《吴晗同志生平》。厅堂四周挂满了反映吴氏生平的照片。遗像两旁有与吴先生同时蒙冤受屈的廖沫沙的题字，一边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另一边是“留取丹心照汗青”。遗像下便是义乌知识界送的“史学丰碑”四个大字。除此便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认为这样简单的陈设同这个人物的历史地位相比是远远不够的。

       每一个解放前几年到过昆明的人，都曾看到那如火如荼的昆明民主运动的斗争场面。其中有为群众马首是瞻的两面旗帜，一个是闻一多，一个是吴晗。闻、吴二人都是民主同盟的领导人。由于当地中共组织当时处于地下，许多活动都是由民盟出面组织的。

       闻、吴两先生团结知识分子，发展民盟组织，出版《民主周刊》，发表演讲，痛斥美蒋反动派。吴先生的短句短文，如利剑，如匕首，如连珠炮，震撼人心，影响很大。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除此之外，在离开昆明前不久，他还做了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即在地下党的授意下，秘密组建“民主青年同盟”。这个组织名属民盟，  实为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外围组织，在国统区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解放后，“民青”扩建为全国性的“民主青年联盟”，吴先生以北京市副市长身份仍兼任民主青联副主席，是有这段历史因缘的。

       吴先生1948年投奔解放区，1949年到北平，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即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为北京市的文教建设呕心沥血。没想到16年后，《海瑞罢官》一出，“文化大革命”便从他开刀。1968年，吴先生和他的夫人袁震先生及养女一家三口在狱中同归于尽。当我在故居看到1978年为他平反昭雪的大会照片，不禁义愤填膺，百感交集。在由义乌去绍兴的路上我写下一首诗：

            千里寻师访故园，春风四十六年前。

            曾将匕首惩顽敌，且组“民青”破晓天。

           岂是文章憎命达，竟教魑魅害时贤。

           为酬海瑞千秋志，史学丰碑万古冤。

       朱先生为人谦虚谨慎，他是内向忧郁的性格。身体很不好，未老先衰，讲起课来声音都很微弱，没有一点鼓动性。每次下课都是满头大汗。但他治学严谨，把科学知识一五一十地教给学生，学生很受感动。我记得他讲《左传》的鸿篇巨制《晋公子重耳之亡》，此文时间跨度大，登场人物多，人名、身份、关系都非常复杂，学者视为畏途，而朱先生却别出心裁地采用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他像放电影一样，先板书字幕，使你对人物及其关系一目了然，然后分析作品，你便不得不承认朱先生对《左传》的赞誉：“既是史学的权威，又是文学的权威”。他那驾驭材料的功夫，令人折倒。1992年5月我到扬州，扬州正在青少年中开展以提倡民族气节为中心的学习朱自清的活动。朱先生的故居坐落于扬州市内一条僻静的小胡同，是一所古老的四合棚的小庭院。墙上嵌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房子仍被五户人家所分住。我又去参观了朱先生的母校扬州中学。一进校门，就看到耸立在花丛中的一尊铜像，“朱自清像”四个大字是胡乔木写的，胡乔木也是扬中校友。铜像气宇轩昂，风骨嶙峋，非常逼真地塑出了朱先生贫病交加的晚年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的铮铮铁骨。事情竟有这么凑巧，46年前的今天，我正在昆明送朱先生上飞机去成都。于是我规规矩矩地肃立在铜像前留了个影，默祷说：“朱先生，46年后的今天，您70岁的学生又回到了您的身边。”

       我在扬州师范和扬州师院讲了两堂大课，歌颂朱先生晚年步履艰难而又弥足珍贵的转变。他原来本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洁身自好的不问政治的学者和文人。1945年“一二·一”反内战运动罢课期间，当我作为《罢委会通讯》的记者去访问他时，他只讲了三句话：“我同情你们，但我不能支持你们，因为我老了。”其实当时朱先生还不到48岁。可见朱先生还是对政治采取回避的态度。1946年元月，联大的一些反动教授为了破坏我们的罢课斗争，藉口苏联侵犯我们的领土东北，发表反苏宣言，第一个找朱先生签名，朱先生说：“我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签”。他们就用激将法来激朱先生了：“您不签名，难道您不爱国么?”老实的朱先生只好提起笔来，签下了他的名字。但一边签名，一边还声明说：“我这只是出于爱国，不涉及政治制度问题。”多么天真，多么幼稚。敌人是一不做，二不休的，两天后又去拉朱先生参加反苏游行，朱先生说：“学生的罢课游行我不参加，你们的游行我也不参加。”反动分子又使用了激将法，把宣言摆到桌上，指着朱先生的名字：“你不是在反苏宣言上签了名的么?怎么不游行呢?我们中国士大夫有个优良传统，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呀!”这样一来，朱先生被拉进了游行队伍。队伍走上街头，朱先生看到稀稀拉拉，远不如往常的学生游行那么踊跃，而且他的好朋友闻一多、吴晗等都没有来，来的都是一些他看不惯的坏家伙。朱先生知道不对，想开小差，但毕竟放不下架子，他硬着头皮跟游行队伍回到校园，墙上贴着一张金光闪闪的大字报：“呜呼，大学教授”。这张大字报对反动分子制造的反苏阴谋给予无情的揭露；而对以朱先生为代表的糊涂教授受蒙蔽的行为则表示深深的遗憾和惋惜。朱先生看完大字报回到家对着夫人哭诉：“我长到50岁，今天我上当了。”

       半年之后，朱先生在成都得到闻一多被暗杀的消息，他悲愤至极，马上挺身而出：“我愿当第二枪!”他在成都的追悼大会上登台演讲，慷慨激昂，痛斥“这成何世界!”这时他老也不老，病也不病了。他挥起停了几十年的诗笔，写了一首挽诗：

你是一团火，

照见了魔鬼，

烧毁了自己，

遗烬里爆出一个新中国!

       就是闻一多的鲜血擦亮了朱自清的眼睛，使他来了一个90度的转变。

       1947年朱先生复员到了北平，开始读《大众哲学》，学马列主义。读不懂，就问学生。一位知名的学者，在新时代的面前勇于向自己的学生请教，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形象。他跟学生们一起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当了兵，我们纳了粮，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啦，我们却没米煮!”这时候，朱先生已经返老还童了。他把中国两句伤感的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修改了几个字，反其意而用之：“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压在桌上的玻璃板下，这反映了朱先生晚年全新的精神面貌。

       1948年，北平的学生运动愈来愈高涨，敌人的迫害也愈来愈疯狂，大批学生被逮捕，朱先生激于义愤领衔发表《北平十二教授人权宣言》。这年夏天，全国掀起了“反对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复活”运动，朱先生又带头发表反美宣言。这与两年半前朱先生在反苏宣言上签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时朱先生挥泪欢送自己心爱的学生跨过西山到解放区去，唱起“山那边有好地方”的歌。朱先生完全变了。

       入秋以后，朱先生终于一病不起。这时国民党通货膨胀，饥荒遍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为了收买中国的民心，首先收买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的民心，运来大批美国面粉，廉价卖给教授们吃。病榻上的朱先生在他日记本上算了这笔帐，接受或拒绝这笔美国面粉在他家庭收支上的差距有多大，算完就昏迷过去了。两天后，朱先生苏醒过来，用尽他平生的气力把夫人陈竹隐女士叫到床前，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隐隐，有一句话我不能忘记告诉你，将来发放美国面粉的时候我们再饿也不能要，我是在反美宣言上签过名的呀!”说完就停止了呼吸，这是1948年8月12日。

　　扬州使我留恋的倒不是那脍炙人口的瘦西湖的名胜，而是扬州中学的那尊铜像和扬州人温文尔雅的美丽风情，从今天的扬州人身上还可依稀领略到朱先生等老一辈的风流余韵。我在告别扬州去上海的车上，吟了一首诗：

四十六年违雅教，不辞千里上扬州。

故居深巷人难识，塑像花丛景自幽。

     喜听孩童吟《背影》，缅怀师长授《春秋》

临终犹弃嗟来食，一代高风万古流。

（作者系湖南师大教授、盟员）